針對所提的問題，執行長周涵君認真地一條一條記下來。 攝影/潘曉山

【記者蔡昀容、潘曉山／台北市報導】「你們辦活動都很成功，像放煙火一樣，可是他們出去之後怎麼辦？」十二年前的一個冬天深夜，桃園女子監獄教發科科長這麼告訴周涵君。將休假時間全投入監獄，為受刑人舉辦成長營的周涵君，第一次有了辭掉銀行工作的念頭，「我一直都知道，出來後是最大的困難。」

黑數高達20倍 毒品問題比想像中嚴重

四十九歲那年，周涵君放棄百萬年薪，創辦利伯他茲基金會並擔任執行長，專攻毒品問題。受刑人雖有各自服監的罪名，但多數都接觸過毒品，「有些被抓到，但有的是黑數。學術上研究，當你抓到了一千個人，實際上可能有兩萬人在吸毒。」

「到監獄辦活動不要大家哭一哭、抱一抱，我們就走人了。」周涵君返回校園學習，希望能為個案提供正確的解決方案，陪伴他們走過回歸社會的路。

除了毒品，高風險青少年問題也是多數機構無法長期且在關鍵時間點介入的領域。「看到這些孩子，我心疼啊！想救他們，但多數都是家庭的問題。」周涵君感嘆，高風險家庭失能狀況嚴重，家長甚至因擔心失去低收入戶資格，禁止孩子打工。這樣的觀念讓孩子整日無所事事，在外群聚打架、加入幫派，過程中若不慎接觸毒品，就被拖入惡性迴圈中。

周涵君想給他們一個家，於是有了「中繼家屋」計畫，提供青少年入住，希望隔絕孩子原本的生活環境。然而，找房子的過程困難重重，「人家原本想租給你，上網一查，服務毒癮者的啊？不要了不要了。」後來費了很大工夫，整修條件差的空屋，計畫才得以繼續。

負傷的醫治者 — — 過來人的特殊輔導機制

基金會排除眾議，招收藥癮更生人作為輔導員。服務過程中，過來人的狀態是『無我』的。」周涵君說，半夜有個逃家的孩子打電話說想自殺，別的機構可能選擇報警再作後續處置，但那個當下，「我們的過來人選擇先衝到現場，把人撈回來，再陪他去警察局。」親身經歷過才能將心比心，知道那個當下是「最重要的時刻」。

曾是幫派大姐頭的陳鳴敏也是過來人。基金會成立初期因遲遲招聘不到社工，陳鳴敏乾脆自告奮勇說要去唸書當社工。周涵君開玩笑地說，「吸毒的人頭腦都燒壞了怎麼去唸社工？」後來，陳鳴敏還真的從空專、空大，一路念到台北大學犯罪心理研究所，現在擔任緊急短期安置中心副主任，照顧家暴、性剝削的受害者。

利伯他茲基金會裡有二十位過來人，是「負傷的醫治者」。他們重新整理過往留下的結痂傷口，用真實的生命經驗輔導藥癮者和影響藥癮者的家屬。

過來人鍾文月年輕時未婚產子，她的母親幫忙照顧小孩且不避諱告訴街訪鄰居和親朋好友：「這個就是我的孫子。」家人的支持，讓鍾文月有動力離開原本的生活，走出屬於自己的一條路。鍾文月時常把自己的經驗分享給藥癮者的家屬，希望藉此促成更多家庭關係的修復。

在一次又一次的嘗試中 這些人撐過來了

機構內也會進行尿液檢驗。雖然還是有「投機取巧」的藥癮者，但每次全體驗尿，大家都會乖乖配合。周涵君說，「這就是信任，他們知道被驗出毒品反應時，我不會趕人，而是下一步我們要怎麼做？」藥癮者從想改變到戒毒成功，中間可能要經過六、七次的失敗。社會有可能連續原諒他們七次嗎？有可能繼續投注資源，給他們改過機會嗎？

家屬不一定承受得住這些失望。基金會竭盡所能的說服家屬，甚至親自接送家屬到懇親會現場。周涵君說，「親眼看到他們的兒子、先生或太太跪下來懺悔的時候，修復關係就開始了。」沒有家可以回去，這些被放棄的人們只能在外遊蕩，很難與毒品劃清界線，唯有家庭關係好的人復原率才會高。

受基金會輔導的姚理凱，因為不喜歡唸書，加上家裡不支持他的興趣，高中時離開家裡，後來跟隨朋友加入幫派製毒。談及改變的契機，除了因刑期太長，牢獄生活乏味之外，姚理凱接受信仰，並在監獄裡遇到基金會的輔導員，進而開始修復自己與家人的關係。

「老師跟我講過一句話：沒有人天生就懂得怎麼當父母。」姚理凱在三年七個月的刑期裡意識到，只有家人會不間斷的探望和關心，朋友不會，這才慢慢放下過去的不滿，「放下之後，就開始知道怎麼跟家人相處。」

「只要吸過毒，戒毒就是一輩子的事情，那個癮就是一直在記憶裡面。」只有國中學歷的姚理凱，到基金會成立的社會企業工作，離開原本負面環境和交友圈。沒機會看到毒品，就不會想去買。現在的姚理凱重拾書本，回到校園就讀社工系，平時除了在基金會的社企工作，也配合基金會到學校機構宣導，擔任講師，並與高風險青少年對談。

面對藥癮議題的瓶頸

基金會副執行長鐘瑞祥說，民間單位的彈性在於能以個案為解決問題中心，串連公部門的資源，服務不同階段、不同狀況的更生人。以剛出監的更生人為例，針對最急迫的經濟問題，基金會能協助更生人向法務部、衛福部申請資源，度過剛出監的幾個月。

從監所內的教化課程，到監所外的家庭訪視、成立社企提供就業環境、籌備醫療門診和心理諮商室，利伯他茲從希望逐漸建構起一條龍的服務機制，透過提供令藥癮者放心、信任的諮詢場域，才有機會對症下藥。

但一到年底，社工們必須停下手邊工作，挑燈夜戰整理給公部門的資料，即便是一張十四元的發票也得細細整理呈上。經費不多又要求服務案量和績效，周涵君不禁感嘆，「政府如此消耗民間團體的熱忱，難怪前線工作者一直退場。」就連大型民間團體都盡量避免接這類案子，何況是事事親力而為的小型民間團體，「如果覺得我們做得很好，請政府帶上十足的子彈。」周涵君強調，社福團體不能和「做功德」畫上等號。

「每個人都在算，救一個人要花多少錢？」周涵君說，藥癮不是低成本的議題，也不是投注資源在單一單位就能處理，教育、衛生、醫療、法務、社政領域都需作配合。

某年參與聯合勸募審查，該年度評審委員聽完提案，留了一句話給利伯他茲基金會：「五百萬救一個孩子非常值得啊！」這給了基金會很大的鼓勵，也與利伯他茲的精神相呼應 — — 一個都不放棄。

採訪側記

當天採訪時實際來到了利伯他茲基金會的社會企業-心聚點咖啡小棧，我們完全沒有想到，原來幫我們準備茶點的姊姊就是藥癮更生人。吸毒對於現在的社會來說不只是負面，更是難以接受的事情，但是利伯他茲基金會願意敞開胸房，除了接納他們，還一股腦地投入大量人力與資源，努力地給予藥癮更生人大力幫助，為的就是希望他們早日復歸社會，並且被大家所接納。有人說他們傻，但他們卻傻得很值得、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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